不过,和穷凶极恶的刘海阳相比,老胡觉得反倒是不苟言笑的杜金星更加令人畏惧,似乎正应了“会咬人的狗不叫”这句话。
杜金星点点头:“老胡,你很诚实!”
老胡顿时从心底冒出一股冷气。
刘海阳刚要张嘴,杜金星便又开口了。
“主任,刘队长,既然我们要查的这个书店,每次都会让陈子廉拿回一些书来,但是这些书的来路咱们又查不到,这说明什么问题?”
彭浩良和刘海阳顿时凝眉思索,便是老胡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忽地,彭浩良开口道:“这说明这个书店很有可能在经营走私渠道。”
刘海阳脑海中一道光一闪即逝。
对啊,之前郭副市长的小舅子经营的书店,不就是在出货的时候稀里糊涂的卖出了《尔雅音图》,却不知道买主是谁。
这条线索涉及到市政委员会的高官,刘海阳便只向彭浩良一人进行了汇报,对队里的兄弟也是下了封口令。
可杜金星仅仅通过推测,便说了个八九不离十,不愧是情报组长。
彭浩良示意老胡出去,老胡自然是巴不得赶紧离开,告了个罪便走出了停尸房。
这时,彭浩良才道:“现在这里没外人了,海阳,你再把书店的事说说。”
刘海阳这才极不情愿地说出了《尔雅音图》这本书正是郭副市长的小舅子经营的书店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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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金星道:“这本书并非是禁书,只是受众面很小,买的人不多。按理说,即便是走私也不会走私这种书,因为没有什么利润。可是,要是这些书正好是混在了其他的书籍当中呢?”
“雪夜闭门读禁书”,似乎是文人雅事,其实在封建社会,那是要杀头的。
中国封建社会文字狱数量之多,禁书范围之广,时间延续之长,规模之大,治罪之严酷为世所罕见。
在民国时代,亦是如此。
袁大头政权于民国三年颁布了一部《出版法》。
该法规定:“出版之文书图画,应于发行或散布前,禀报该警察官署,并将出版物以一份送该官署,以一份经由该官署送内务部备案。”
这一规定,开中国现代图书审查制度先河。
袁死后,北洋军阀政权同样加紧对文化领域的统治,尤其是严防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流传。
一些着名的书刊都是遭禁的。北洋政权国务院在民国九年,曾一下子查禁了83种“宣传过激主义”的图书。
后来,国民政府为加紧对文化的控制,于民国十六年颁布《新出图书呈缴条例》,次年又公布《新出图书呈缴规程》,还有《出版条例原则》、《宣传品审查条例》、《取缔红党书籍办法》等。
民国十九年,颁布了限制革命出版物的《出版法》。
杜金星对此如数家珍,慢慢道:“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当前的查禁书刊编目大概有2000余种,我们不妨从走私书籍查起。”
彭浩良点头道:“不错,我记得民国二十三年,当局发动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禁书行动,并附有一份禁书书目,发出密令,一举查禁图书140余种,涉及书店25家。后来由于书业界的反对,当局把这140余种书分五档处理,实际上重新可以发售的不过37种。”
杜金星接口道:“这五种档分别是先后查禁有案之书目、应禁止发售之书目、暂缓发售之书目、暂缓执行查禁之书、目应删改之书目。”
刘海阳听着两人侃侃而谈,急得直冒汗,这些话题他根本插不进嘴去,只得催促道:“我的杜大组长,你倒是说说我们怎么才能查到那本《尔雅音图》的出处啊!”
除夕夜,给各位书友拜年了,祝书友们事业“兔”飞猛进,“钱”兔无量,“兔”步青云,大展宏“兔”,前“兔”似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