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们抵达后的第一站，是设立在入口处的“检疫与登记通道”。

在这里，他们经历了以下程序：

全身喷洒消毒药剂，有明显外伤或疾病症状者被立即分流至临时设立的隔离医疗帐篷，由军医和卫生员进行处置，防止任何可能的疫情传入。

每人接受军医的详细检查，记录健康状况、有无咬伤或可疑伤口、营养状况等。这一步极为严格，任何无法解释的新创伤或疑似感染症状都会导致被送入隔离观察区。

在确认健康状况基本稳定后，幸存者被引导至登记点。工作人员（由旅部文书、政工干部及部分文职战士临时担任）详细记录每个人的姓名、年龄、原职业、专业技能、直系亲属情况（如有一同获救者）以及最后常住地址。

尽可能采集指纹和正面照。

物资发放： 每人领取一个“生存包”，内含一套干净的旧军装或工装服、一条毛毯、一套洗漱用品、一个饭盒水壶以及足够一天消耗的压缩干粮和饮用水。

完成登记后，幸存者们被引导至仓库区内划分好的不同区域安置。

家庭尽量安排在一起，单身者则按性别分住大通铺。

条件简陋，只有地铺和简单的取暖设备，但至少能遮风挡雨，并且有士兵24小时巡逻确保安全。

饮食由后勤保障营统一供应：每天两顿，主要是大锅饭、汤面，偶尔会有罐头午餐肉加入，确保基本热量摄入。

几天内，收容区的人数迅速突破了两千大关，并且还在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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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压力陡增。

旅长林禹召见了参谋长周岳和几位负责后勤、政工的干部。

“情况大家都看到了。人越来越多，不能光靠我们的人来管理日常琐事。我们需要他们自己组织起来。”

林禹指着收容区的平面图，“按照计划，在幸存者中推动成立‘自治管理委员会’。”

很快，通过各仓库片区推举和自愿报名相结合的方式，一个由十二人组成的临时自治委员会初步成立。

成员包括一位前镇政府的基层干部、一位小学老师、一位农机站技术员、一位餐馆老板、几位看起来正直肯干的普通工人和农民，还有一位备受尊敬的老医生。

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反映民意、协助管理、分配物资。

他们负责将幸存者的需求（如某区域需要更多御寒物资、有人生病需要特殊照顾、家庭失散询问等）汇总上报给军方管理层，同时也负责协助分发食物、维持区内卫生、组织简单劳动等。

然而，所有关键决策权——食品配给标准、安全规定、人员调动、资源分配——依然牢牢掌握在旅指挥部手中。

委员会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