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吃饭时，陈临海刻意坐在了省审计厅那位姓李的女干部旁边。李干部四十多岁，戴着黑框眼镜，表情严肃，一看就是业务能力极强的专业人士。

“李处长，看了一上午凭证，有什么发现吗？”陈临海低声请教，态度谦逊。

李干部看了他一眼，推了推眼镜，语气平淡：“账面很干净，干净得有点过分。很多辅助性材料，比如社区上门通知的记录、困难家庭帮扶的明细，都只有汇总表，缺乏原始的、过程性的佐证。当然，这只能说明工作不够细致，不能直接证明有问题。”

陈临海心中了然，这和自己的判断一致。他沉吟道：“也就是说，关键可能不在这些‘做’好的账上，而在账本之外？”

李干部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若有深意地说了一句：“审计工作，有时候不能只看对方想给你看的东西。”说完，便不再多言，低头吃饭。

陈临海明白了。突破口，就在那些被刻意忽略或隐藏的“过程性”细节中，就在那些可能被威胁、被忽略的矿工家属身上。

下午，个别谈话开始。果然，被安排来谈话的街道和水务局经办人员，口径高度统一，回答问题如同背诵课文，挑不出任何毛病。而被“随机”请来的三位矿工家属，看起来都是老实巴交的普通人，在孙浩和市里干部在场的情况下，显得十分拘谨和紧张，问起补偿款，都连连点头说“收到了”、“感谢政府”、“没问题”。

陈临海注意到，其中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在说“没问题”时，手指一直在紧张地绞着衣角，眼神躲闪，不敢与他对视。

他心中一动，但没有当场点破。

谈话间隙，陈临海以上洗手间为名，暂时离开了会议室。他走到走廊尽头，找了个信号稍好的位置，再次拨通了周明的电话。

“周局，说话方便吗？”

“方便，陈秘书您说。”

“今天下午谈话，有个叫王桂花的家属，住址在光明街道三岔河村，看起来有心事。你帮我确认一下，她家是不是有什么特殊情况？另外，想办法给我弄一份没有被‘筛选’过的、所有符合条件矿工家属的原始名单和联系方式，要快！”

“王桂花……三岔河村……我有点印象，她儿子好像就是这次遇险的矿工之一，伤得比较重，现在还在家休养。好的，名单我想办法！”周明立刻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