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相羽走后，徐萦则把慕正光、程锦格带到她在科学院里的住处。她从屏风柜里拿出分院院长专用的书写纸。这种纸每位分院院长都有、都在用，在研究院里能用，在科学院里也能用。

在当负责人的那段时间里，徐萦则偶尔会用到这些纸。她在纸上写下重要命令，并盖上印章，拍照后发给助理，让他们按照她写的命令做事。

后来，她不在科学院工作了，但这栋房子还是她的，房子里放着一些她曾经用过的物品，这些东西没被带走。

徐萦则提笔落字，写了两份申请报告。这些报告不是命令性质的，且不必上交给研究院或科学院，因此，在写完后，她没有盖章，而是签了职位和名字，研究院三级分院院长徐萦则，并补上了日期，2021年10月17日。

徐萦则把两份申请报告都递给程锦格：“签上你的名字。你带走一份，另一份留在我这里。”

纸上除了标题、职位、姓名、日期，便只有一句话。

今日邀请科学院成员程锦格外出合作，赠予其6000元以示感谢，并向科学院支付2000元以示答谢。

程锦格第一次看到这么简洁的申请报告，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性质的申请报告。通常，分院院长私下赠送她礼物表示感谢，是不需要专门写一份报告的，只要礼物送到，双方都觉得合适，那就行了。分院院长这么做，太过正式，甚至太过生疏。

徐萦则想用申请报告把今天的事划入公事的范畴。

三级分院院长无权直接调动科学院里的中古者，她通过科学院这一平台找到了程锦格，科学院会看在她的职位的份上不对她额外收费。但这么一来，科学院就置身事外了，她和程锦格的合作，便是私事。

然而，当她写了这份申请报告，向程锦格、向科学院分别支付一定的报酬之后，这件事就是无可置疑的公事了。

除了这种做法，她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把这件事变为公事：书写命令，盖上印章，把命令发给科学院里的相关人员，要求对方提供帮助。

这种方式靠的是权力。只要权力够大，就能“改变”这件事的性质，并且不用支付任何报酬。但徐萦则不想这么做。滥用权力不是她的习惯。

今天，徐萦则一共写了四份申请报告。最初的两份都让秘书签字了，她保留一份，秘书带走一份，并带走了2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