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想：所谓青春，就是每个人的头顶上都悬着一颗气球，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膨胀到爆炸。只不过别人的气球里装的是荷尔蒙，而优等生的气球里却灌满了一种叫做“挫败感”的剧毒气体。

而在我的学校，环顾四周都是凿壁借光的现代版本。大考前，宿舍廊道和厕所里都是温习苦读的人。我的室友阿娟来自hn农村，她到bj的路费是全村人募集的，三个亲戚合起来才凑了100块。夏天她只有两件换洗衬衫，同时做两份家教。

她经常揣着馒头咸菜，在教室和图书馆泡上一整天。笔记本里、书的扉页还有糊墙的白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之类的格言。

4年后，她被保送汉语专业的研究生。

不论怎么说，中文系的日子还是要比外系好过得多。我的朋友dora所在的国际金融专业是各省高考状元的集中营。第一名各科平均成绩与最后一名只差6分左右，中间排着四五十号人。那个只消在临考前一晚熬夜翻翻书就能拿第一的人，就是她。她是我们那年全国文科高考状元，创下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高分纪录。

但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高考状元演讲团”之类的活动邀约，尽管报酬相当诱人――一次1000元，等于每月大学生生活补助的20倍。

有一次我同她谈到，高考结束后，全班同学在教室里集体撕书，将电风扇开到最大档，把书本抛上去绞成漫天雪花。她呵呵笑着说：哦，原来你们也这么干呀？

我们都来自普通市民家庭，也都很明白“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道理。科举制度是一项简单粗暴、成本低廉的普惠性福利，以牺牲心智为代价，实现社会重新分层。作为既得利益者，最好保持沉默。

老实说，她的留学申请以失败告终，给了我莫大的安慰。那段时间，我常和她窝在宿舍里嘻嘻哈哈地看《蜡笔小新》，从傍晚看到凌晨。现在回想起来，脑海中浮现的，却是两个重伤的病号正抱着氧气瓶大口呼吸。

因为申请留学我和dora都放弃了保研，我去了广州一家媒体，而她进入了bj一家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一项新的评估指标摆在了我们面前。她的一位女同学拿到了一家外资银行的offer，将被派至伦敦工作，年薪折算成人民币高达30多万，轰动全校。

毕业前夕，我和同学们去什刹海划了一次夜船。大家在船上又是吟诗、又是唱歌的，疯到大半夜才回去。那时，bj地铁还只有一个圈和一根线，我们还不知道，待建的四五六环，将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分界线。

工作之后，dora总是在加班，常常夜里10点才能打车回家，周末也难得安宁。用她的话来说，她就是一个成天和财务报表打交道、私人空间被压榨到所剩无几的技术工人。与她的留学梦一同夭折的还有她的初恋。有一次，她在电话上和我谈到那个远在大洋彼岸的人，哭了一个小时。

我趁着出差的机会去看她。房间里只开床头的一盏小灯，她一脸倦容地躺在床上不停地回复手机讯息，给客户写e－mail，要么挂在msn上聊天，在网络露水情缘中寻求慰藉。周末的午夜，我们关上灯，在一片漆黑之中，一人抱着一只猫，看一部叫sexandlucia的艺术片。

屏幕上是地中海清澈、灿烂的海岸。片子里说，海滩上有一个洞，掉下去的话，就能回到过去重新开始……

我们置身于一片幽蓝的反光中，久久不语，仿佛被一千个夜晚所包围。她出神地望着前方，任由另一个世界的阳光在脸上跃动，眼里空空荡荡。

3年后，她辞了职，远赴北爱尔兰攻读教育学，随后进入瑞士银行工作。她说，她想知道，为什么一个被教育体制证明是最优秀的人，却丧失了选择生活的能力和勇气？

同一年，阿娟实现了她自幼以来的心愿，考上了北大的博士。同学会上，她还是老样子，扎着一个马尾，朴素得像个打工妹，害羞而沉默。和她说什么都是嘿嘿地憨笑。

也是在这一年，传统纸媒迎来最后的余晖，陷入风雨飘摇的境地，业绩大幅下滑，“报业寒冬论”尘嚣日上。我很快发现，出入音乐厅和美术馆、与权贵名流谈笑风生、每年领回一摞奖状那点虚无飘渺的优越感，在剧烈缩水的工资单面前，沦为一个自欺欺人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