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十七年的冬天，上海浦的寒风依旧凛冽，却再也吹不散这片土地上蒸腾的热力与希望。

陈恪站在知府衙门的望楼上，远眺着江面上逐渐远去的西洋帆影，心中那片因蒸汽机进展迟缓而泛起的波澜，已渐渐归于平静。

他深知，有些种子，一旦播下，便急不得。

需得静待阳光雨露，等待时间的发酵，甚至需要一点运气。

那超越时代的梦，此刻强求不得，唯有保持耐心，持续投入资源，静候那或许在明年、后年，乃至更久远的未来才能出现的萌芽。

他的目光，必须从这单一的技术难题上抬起来，俯瞰整个他一手打造的、正在蓬勃生长的庞大机器。

上海港，已然成型。

每日进出港口的船只络绎不绝，帆樯如林，号子声与市廛的喧嚣交织，奏响着一曲永不落幕的繁华乐章。

市舶司的税银，如同黄浦江的潮水，稳定而丰沛地涌入府库。

经过近一年的磨合与扩张，岁入已然稳定在惊人的二百五十万两白银上下。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座开埠不足两年的新港，其一年所贡献的财富，几乎达到了昔日庞大帝国全年岁入的四分之一！

这已非简单的“点石成金”，而是近乎于凭空再造了一条流淌着白银的江河！

这笔巨款，如何处置，关乎未来，更关乎眼下权力的稳固。

陈恪对此有着清醒至极的算计。

他绝不会蠢到将全部收益攥在自己手中。

那非但不是功绩，反而是取祸之道。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他便定下了章程：每年岁入，刨去港口维护、官吏俸禄、水师协饷、以及船厂、火药局、格物院等专项开支后，所得净利，立即按“五五”之数，将一半——约一百二十余万两白银，铸成便于运输的五十两标准银锭，由重兵护卫，分批解送京师，直接纳入皇帝的内帑。

同时，每一批解饷，都会附上他亲笔起草、言辞恭谨恳切的奏疏，详细禀报上海港繁荣景象，并将所有功劳归于“陛下圣德感召，天威庇佑”，自己不过“谨遵圣谟，效奔走之劳”。

这笔持续且巨大的现金流入，对于常年为钱所困、修玄炼丹又耗费不赀的嘉靖皇帝而言，无异于久旱甘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