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正权衡，另一侧一个声音响起来了，内容却很不客气。

“李处长的观点很全面，但我觉得有点隔靴搔痒。”发言的是坐在林万骁隔了两个位置的一位女学员，三十五六岁，齐耳短发，眼神清亮。林万骁记得她叫苏瑾，是来自经济大市苏春市的一个区长。

“理论联系实际，不能只联系到文件上去。”苏瑾语速略快，但条理清晰，“次贷危机是表象，根源还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私有制矛盾在金融全球化下的总爆发。它对我们不仅是挑战，更是一次压力测试，测试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韧性和独立性问题。”

严教授镜片后的目光亮了一下。

苏瑾继续道：“外贸依存度高的地区已经感受到寒意。但光是扩大内需就够了吗？内需从哪里来？四万亿投资怎么投？投到哪里？如果还是简单重复过去的基建地产模式，会不会延缓产业结构调整，甚至积累新的风险？比如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资产泡沫问题，这些在理论框架里都能找到预警吧？”

她顿了顿，稍微缓和语气：“所以，我认为应对危机，既要立足当下稳增长，更要着眼长远调结构、促改革。政策的着力点，恐怕不能只盯着‘铁公基’，更要放到培育新动能、保障民生、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上来。比如，对中小企业的实质性减负，对科技创新的真正扶持，对社会保障网络的加快完善，这些才是提升内需可持续性和经济韧性的根本。不然，就算度过眼前危机，恐怕也会为下一场危机埋下伏笔。”

一席话，有理论扣题，有现实关照，有尖锐提问，也有政策建议。课堂里鸦雀无声，不少学员露出深思的表情。李伟的脸色则有些不好看。

林万骁暗自点头。这个苏瑾，有点水平。不愧是经济发达市出来的干部，见识和胆魄都不一般。

严教授脸上难得地露出一丝近乎赞许的神色：“苏瑾同志的观点很有启发性。理论不是教条，是用来分析现实、解决问题的工具。看到了风险，提出了方向，很好。”他话锋一转，“那么，具体到操作层面，尤其是市县一级，在现有财力约束和政策框架下，如何平衡‘稳增长’与‘防风险’？如何找到结构调整的突破口？有没有同志可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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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更具体，也更棘手了。所有目光下意识地，或明或暗地，瞟向了林万骁。青川经开区的高速发展，和他这个掌舵人，是同期学员里公认的“实操派”代表。

林万骁知道不能再沉默了。他举了举手，姿态谦逊。

“严教授，苏区长。”他先点头致意，然后才开口，声音不高但清晰沉稳，“我来自基层开发区，尝试从微观操作层面，补充一点粗浅的看法。”

“刚才苏区长提到培育新动能和防风险，我非常赞同。结合青川的实践，我们认为，危机时期，政府投资要发挥‘杠杆’和‘导向’作用，而不是大包大揽。比如，我们设立产业引导基金，不是直接下场搞项目，而是吸引社会资本共同投向新能源、新材料和高端装备制造等短板领域。政府赚的不是利润分成，而是未来的产业集群和税收就业。”

“关于中小企业。”他继续道，“减税降费是关键，但更重要的是解决融资难这个老大难。我们尝试推动‘政银企’数据共享，建立企业信用画像，帮助银行敢贷愿贷。同时，开发区下属的融资担保公司，重点为有技术、有市场但缺抵押物的小企业提供信用增信，费率从优，哪怕暂时赔点钱，也要保住创新的火种。这短期内是负担，长期看是投资未来。”

“至于债务风险，”林万骁语气加重了些，“底线思维必须坚守。我们开发区对新增项目实行‘全生命周期债务评估’，超出财力承受能力的一律否决。同时，盘活存量资产，比如标准化厂房、闲置土地，能出让的出让，能租赁的租赁，换取现金流，降低负债率。不能为了眼前增速，给未来挖坑。”

他最后总结道：“所以，基层的应对之策，概括起来可能就是：政府资金做‘酵母’而不是‘面粉’，政策着力打通‘毛细血管’而不是只顾‘大动脉’，防控风险要算‘长远账’而不是‘眼前账’。不一定对，供大家批判。”